在学术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共同驱动下，那些弄虚造假者自会因付出数倍成本而望而却步，科研人员也能不断升腾起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自我纠错意识，“求真”“求是”之大智也当有望成为普遍的价值风潮和学术智鉴。

日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出版社发布消息称，撤掉刊登在出版社旗下学术期刊《肿瘤生物学》杂志2012-2016年发表的107篇论文，且这些论文全都来自中国。其中多数涉事稿件为三甲医院和著名高校附属医院的医生之作，撤稿原因系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虚假同行评审意见。

其实，斯普林格在2015年8月就曾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同样全部出自中国作者。两者的高度相似之处在于，撤销论文时给出的理由都提到“同行评价过程中涉嫌造假”的说法，即发现有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虚假的同行评审。

俗语讲，“吃一堑，长一智”。本应引以为戒的学术丑闻，却能出奇相似地再现，看来的确是“智”没有用对地方。笔者分析，这个“智”过多投向了第三方机构这个“智囊”上。依照国际学术通行惯例，因涉及中西方语言差异性及英美语系的差别，委托第三方机构基于作者完成的论文原稿基础上，仅对语言表达方式进行完善和语言润色，这是合理而正当的学术发表程序。然而，事实证明，前述的中国作者所联系的“第三方”，超出了其本分范畴，把“经”故意念歪了，打着幌子、四处运作、钱学交易，扮演起了所谓的“智囊”角色，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构成一条获利不菲的巨大灰色产业链。学术领域因此弥漫着一股浮躁风气，日渐偏离了科学本质，严重腐蚀和瓦解着学术队伍，消磨创新动力和学术热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则另有一事，虽同样也是撤稿，相较前文所述的“被动撤稿”，作者主动提出撤稿，反倒赢得了喝彩，彰显出了“科学大家”之风范。2016年底，哈佛大学科学家道格拉斯·迈尔顿主动撤回了2013年发表在国际著名科技学术期刊《细胞》上的一篇文章。原来随着研究的展开，其他实验组和迈尔顿实验组多次实验不能重复，他发现自己原有的结论可能是错的。这一主动撤稿之举，貌似丢了面子，实则捡回了真正的里子，正是科研人员本真的科学态度和求真的科学素养，实属真正的“上智”之举。真正的科研正是认识到问题所在、不断修正结论，进而揭示自然法则的正途。

对于此次“撤稿事件”，不少媒体发出“国际期刊把关不严”“斯普林格也有责任”等辩护的声音，固然听上去有几分道理，但终究有狡辩遮丑之嫌。我们固然要论是非、责任大小，但也需要冷静应对和沉着反思，以公正、全局的视角去探寻一个个关键节点上所思所想的形成过程，从根子上找出原因所在，构筑一道牢不可破的学术诚信防护网，这才算是最为真实而迫切的明智之举。学术诚信绝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知行统一体现于科研实践中。追本溯源，学术本是一项崇高的“智学”，在诞生之初，是那些纯粹的人为共同理想而做的事。现如今，身处世俗世界的人们实在难以用学术的高尚来要求每一名科研工作者，也无法用寂寞和冷板凳来吸引有识之士担挑创新之大义，但作为学术规范和最基本的科研诚信之底线要求，不少人仍选择触碰、僭越、逾越红线，其实是内心深处自律意识不够强大，学术理想抱负不够深厚。

当前大数据技术已介入并影响到各领域，应用前景看好。那么，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各类学术不端检测机构、监管单位、科研部门应考虑引入大数据技术，将这些潜隐其间的“问题事件”“不端行为”“交易内幕”进行收集、描述、归类、编码、分析，考问学术行为及成果真实与否，并动态监控、预警修正模糊地带、疏漏点的发生，让学术科研时刻处在“阳光下最纯粹的事业”之状态之中。此外，还应推行针对学术不端的信息公示公开制度，健全监督机制，扎牢制度防护。通过积极搭建起可互通共享的各层级学术诚信平台，将那些失信投机的学术人员，与所在单位的职级晋升、项目申报、成果评定等“软约束”挂钩，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柔性化”关联起来，进而对其形成强有力的道德压力和深入肌理的社会存在感危机。想必在学术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共同驱动下，那些弄虚造假者自会因付出数倍成本而望而却步，科研人员也能不断升腾起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自我纠错矫正意识，“求真”“求是”之大智也当有望成为普遍的价值风潮和学术智鉴。

（作者张立迁，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